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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世在汪精卫降日的问题上，有过不少争论，也仍有不少问题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但蒋、汪的“双簧说”已为史家所否认。而说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是蒋介石刻意设置的一个圈套，蒋介石一步步地将汪精卫推向事先布置的陷阱之中，这也只是一种推测，缺乏真凭实据，恐怕连当事人也难以置信。
因为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是日汪双方重光堂会谈的一个主要“成果”，而其叛逃的具体计划是由汪精卫及集团核心成员共同制订的，至少在汪精卫看来，其叛逃计划非常周密，天衣无缝。尽管他在武汉时曾向陶希圣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背着蒋介石单独与日议和，但实际上，在汪精卫叛逃之前，一直是背着蒋介石与日秘密会商。
在日本方面看来，汪精卫自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分量，现在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身居要职，对中国中上层人士有号召力。只要他一出马收拾中国这残局，中国上下必然热烈拥护。待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国”一建立，就把蒋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来，日本征服中国的大业，也就圆满完成。
同时，日本天皇批准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基本内容为“新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蒙古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规定“新中国”之政权形式为分治合作。在附属条款中，还有“中国应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蒙受之权利、利益的损失。”
而一贯反对以武力与日本相对抗的汪精卫，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其反对抗战的意图更加露骨。他认为中国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变成日军的占领地，一不如在尚未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待讲和了，日军撤走了，中国在亲日的幌子下奋发图强，再行建设，再争取完全的独立自主，再与外强争个高低。
但是，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卫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这一条“和平救国”的道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已顺利出走河内，顿时大喜过望。内阁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发表声明，尊汪精卫为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把汉奸势力称作复兴气势。近卫声明说：“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与有卓见之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在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
但汪精卫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叛逃之后，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坐等，他打算以国民政府要员身份，住到第三国土地上，策动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将领跟着他揭杆而起，在云南或两广建立“新中国”，然后代表中国与日本谋和。但是，他寄予厚望的这些潜力人物不仅毫无揭杆而起的迹象，反而纷纷登报痛斥其卖国行径。此时汪精卫叛党叛国，又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可谓是孤家寡人，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