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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进入相持，中日两军相持便不是比爆发力，而是比坚韧。国府可以在民族感情上做文章，中高层军官、士兵可以靠血性拼博，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凝聚，这样的情形便不可能普遍且持久。
而当与同一阵线间的gcd人开始出现磨擦，而同一旗号下又有不同的军队投敌时，它对军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国府一面在战场后方滞留了大量战败不及撤回的部队，另一方面也在正面对峙战场的敌人后方派出了大量挺进纵队，构成了国民党军的游击作战，而且这些游击作战一度有过战果。
但是，游击作战是没有后方基地和友军侧援的战斗，所有的基地和援助只有当地老百姓，对军纪、政治松驰且没有精神主骨的国民党军来说，这样的要求超出其能力范围。这也是国军游击作战在战区有正规军协助时常常有一定效果，但一旦承担起主要抗敌力量的任务便难以胜任的原因。
大量的所谓“游击队”不是占地为王，便是在日本人进攻时“曲线救国”，直接送到gcd根据地打gcd人。国民党一直讳言这一段历史并且不肯检讨这么多国军投降资敌的原因，与其当时在背后的政治考虑有关系。
在历史上，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非常明白日本不可能战胜，因此只要保存实力不投降，就一定能迎来胜利的那一天。战便成了拖，国府的考虑当时已经“高瞻远曙”到了胜利的时候自已能有多少兵马的地步，部队是成为伪军还是国军，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到了那一天，所有的伪军都会成为国军，连旗帜都不用换。即便是gcd，在1942年以后也认为日本必将战败，而以“保存实力，以待时机”为主。
倘使这是在智力游戏里，可以说几方都是政治高手。但在血淋淋的战争与民族存亡关头出现这样的游戏，对普通士兵来说，未免太高深了些。一个人当兵，最初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想精忠报国，有的是想混饭吃，有的是土匪收编，还有的干脆就是被强拉来的。
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自已的指导思想，连自已的作战任务也不清楚，是用于抗日还是降日反共都只在政客股掌间的玩弄，则在最初全民支持抗战的高潮过后，凝聚力便可想而知了。
黄历随后又与区忠和余成志谈了相关问题，余成志很犹豫，他既不想回去打内战，又不想去山东，而想在这片地方自由发展，眼看着形势不错，他很舍不得离开这里，而区忠则发了通牢骚。
“中共纯粹是在国府和日本的战争中唾手而得渔翁之利，结果是国府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速。”区忠的语气中存在着很大的不满，“1937年8月，八路军不过三万余众，抗战三年，竟已发展到了五十万之众，据此观察，对合作抗日，彼方绝无诚意，不过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