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兵从事劳役大概包括：京城的东西八作司、牛羊司、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后苑工匠、南北作坊、绫锦院、弓弩院、东西水磨务、东西窑务、御厨、御膳厨、法酒库、油库、醋库、布库等，以及开封府的步驿、马递铺（骑马递送文件）等。
题外话：所以说，从宋初开始，广大的民户基本上摆脱了徭役（夫役、力役）的困扰，得以致力于耕作或其他劳动，这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
厢军的来源，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犯人刺配到本州充当厢军，以供役使，称为“配军”；从禁军中拣选降为厢军的，称为“落厢”；在招募中达不到禁军身高要求而充作厢军的等等。厢军总人数在真宗末年达到四十八万之多，厢军番号多达二百以上，不同番号的厢军，承担不同的劳役。只有少数番号的厢军，尤其是厢军中的马军，主要作为地方军，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从事劳役的主要是厢军中的步军。
厢军有时也参加战斗，尤其是是边境州、府的厢军，厢军虽然只是地方军、役兵，但毕竟是有组织的军事群体，比之普通民众，更容易甚至是首先得到守城官员的重视，率以抗敌。沿边地区的厢军，至真宗时期经常作为边防军，不只是如上述守城时参加防守战斗，其精锐的部分有时还可替代原先驻防的禁军，故而厢军也是禁军主要的来源之一：或是补充原有禁军的缺额，或是建立新番号的禁军。
由于厢军与禁军的俸钱悬殊，大约相当于承担同样任务禁军的一半左右，禁军还有其他优厚的待遇（如：禁军在置营地有营房以供兵士家属居住等），因此厢军升格为禁军，也就成为了一种“奖励”
厢军的编制，大体上与禁军相同，但只不过军和指挥（营）两级，指挥（营）为基层单位。有些地方一些番号的厢军人数较少，则以“都”为基层单位，如渡船都、梢工都、杂作都等。厢军的高级将领是马步军都指挥使，除厢军中军官应格升迁者外，还有由禁军高级将领，由于升迁、老、疾或过失至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副职为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军一级的马军及步军正副将领的军衔同上。指挥（营）一级的马、步军指挥官为指挥使、副指挥使。“都”一级的指挥官，马军为军使、副兵马使，步军为都头、副都头，其下各有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等。
宋神宗时，为增强国防力量，曾推行王安石改革军制的新法，主要有省兵法、将兵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省兵法，即简编并营，裁汰老弱、冗兵。将兵法，即改变更戊制造成的兵将分离，使武将对所部有统御川随和指挥作战之权。于全国诸路(四川除外)设置100多个将，每将统兵数干，以禁军若干指挥为主，与蕃兵、乡兵等混合编组而成；统兵官称正将、副将，置将统领的禁军称系将禁军；各地不隶于将的称不系将禁军，地位次之。驻守京城的禁军又称在京禁军。不系将禁军与在京禁军均保留原有编制；系将禁军在京禁将、部：队3级编记，一队50人。后又在将之上设军，以统制、统领为正副长官。保甲法，是对乡兵制度的改革，即在全国按户2丁取1充当保甲，5户为1小保，25户为1大保，定期习学武艺，夜间轮流巡警。其中，凡是经严格训练的乡兵，成为禁军的辅助力量，少数还被升为禁军。保甲法，即在推行保甲法的基础上，改牧监养马为保甲养马，以扩大军马来源，增强军队战斗力。
南宋军队变化较大。初期，北方禁军主力大部溃散，重新编组的中央军；称屯驻大兵，南方各地的系将和不系将禁军虽保留原番号和建制，但已不是主力，而降为与厢军相类的杂役兵。南方厢军沿北宋旧制，专供杂役.不事征战。乡兵名目繁多，在与金、元抗伤中发挥过一定作用。善兵因陕西的陷落，事实上已不存在。屯驻大兵的番号几经更易，初为御营军、东京留守司军、陕西军3支大军，后统改为行营护军，分前、后、左、右、中5支大军。绍兴十一年(1141)又改为御前诸军，以示直属皇帝，并受枢密院管辖，不隶三衙。至中期，先后在长江和川陕交界设置10支彻前诸军，其统兵官为都统制和副都统制。三衙长官职权降低，与10都统制大致平级，各统率1支大军，负责守卫首都临安(今杭州)和建康府(今南京)，事实上也是屯驻大兵。这13支屯驻大兵，均按军、将、部、队序列编成，其统兵官分别为统制、统领，正将、剔将、准备将，部将，队将等。屯驻大兵的军士一般分效用和军兵两级，效用柯军兵内又分若干等级，以示身分和待遇的差别。此外，各屯驻大兵有一定比例的“不入队人”，包括火头、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
南宋中、后期，为加强对屯驻大兵的控制，进一步扩大由文臣出任的制置使、宣抚使等官的统兵职能，使之逐渐取代、剥夺各都统制的统兵和指挥权，并在13支大军外陆续创设各种番号的新军发展为主力，而原有的屯兵逐渐消弱。
宋代禁军和厢军都有是募兵制，一旦入伍，终身服役，直至老疾退役（好像没听说过拄着拐杖的兵爷爷）。通常兵士都在驻地安家，凡是调往前线作战或其他临时性调动，都不能携带家属同行。驻在外地的禁军，在宋太祖时要定期调至京城进行阅视，拣退老弱，以保持禁军的战斗力。
移屯外地的第三种方式，称为就粮禁军，可带家属前往，“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驻于外地的禁军，也可以“就粮”于粮食丰产地区，通常是原驻营地区丰收或粮食问题解决后回原驻营地（走哪儿吃哪儿，怎么这么别扭？）。河东路并非粮食丰富的地区，却因邻接辽夏两国，大部分州都有粮禁军，实同于驻泊禁军，因可携带家属，有利于稳定军情。
不论是驻泊、屯驻、就粮禁军，驻在同一地区的禁军，通常并不属于同一个系统，而是分属于各司；即使属于同一司，也分属于不同的番号军。而且又分别归属于地方政府长官知州（知府）、当地军事机构部署（总管）司及铃辖，由都监、监押具体负责，以达到互相制约的作用。就粮禁军通常归部署（总管）、铃辖司管辖，偶因特殊情况，归属知州，也另设铃辖。
宋代实行的“更戍法”是不改变驻营地，将禁军定期调往其他地方戍守，使其“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其最终目的是使得“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情”，以彻底消徐唐末五代军事将领以武力称雄一方，乃至威胁到进行安危的隐患，但同时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
更戍法的年限各地都是一次三年，只有广南西路为二年，而陕西城寨巡检及将领的属下为半年，这可能与屯戍军参加战事较多有关。但更戍常超越期限，有时只是更换屯戍地，致有十年不能回原驻营地的。
禁军分上、中、下三等，禁军月俸在三百钱及以下者，不少是役兵。所以说厢军全是役兵，这是不确切的。正确的情况应该是：厢军中大部分为役兵，但有一少部分还是作战部分；而禁军中大部分为作战部队，但也有少数为役兵。（好像绕口令！）
宋朝军事领导体制
宋朝军队的建立、调动和指挥大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其下军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职官二》)。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军政、军令，制定战略决策等事。正副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一般由文官担任，依次宰相，却与宰相对持文武二柄。南宋中期，规定宰相兼抠密位为定制。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为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武帅，分统全国禁军和厢军，其地位低于枢密院长官。率（帅）臣是禁军出师征战或戊时临时委任的统军大帅，官名为都部署(后改名都总管)、钤辖、都监等，统领当地分屑三衙禁军，事毕则罢*后又子路或州、府设经略安抚使、经略快、安抚使等职为率臣，兼管较大地区军民内政，由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军事行动一般须奉命于皇帝、宰相和枢密院。枢密院、三衙、率臣，职权分割，上下相维，使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此外，尚书省还没有兵部，主要掌管仪仗、武举、兵器、马政、地图等军务事宜，兼学厢军、乡兵、土军、蔷兵、边境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封与承袭等。
宋朝的“金牌”制度
人们都知道抗金名将岳飞，是被用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今杭州）打入大牢，然后处死的。明朝人李东阳有一道《金字牌》诗，愤怒地控诉了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的罪行。有几句说道：“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郁怒声如雷”。这个“金字牌”制度是怎么回事呢？
在宋朝时，金字牌原是一种通信凭证。北宋初年，邮驿通信的凭信原国驿券，是一纸证明，当时又叫做“头子”，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但到宋太宗时，发生了一起诈乘驿马的作乱事件。有一个中级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索乘驿马，并以私买的马缨假充凭信，蒙混走过许多驿站县城，掳掠官吏财物多起，后来被地方官识破，才设计捕获。宋太宗为此十分震惊，决定把驿券改为银牌作为驿路凭证。这种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发展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
金字牌规定为急脚递使用，这是从宋神宗时候开始的。宋朝人沈括说：这种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古时的“羽檄”，即类似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据史书记载，金字牌的出现与战争的紧急状态有关。宋神宗时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神速传递，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的递铺。金字牌是一尺多长的木制通信檄牌，用朱漆为底刻上金书，书为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要在递铺耽误。这种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当时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梦溪笔谈》卷十一），所以能迅速到达目的地。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即以这种急行通信的方式，用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阻止他再向金军进攻，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亦为木制，规定日行350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红字牌为黑漆红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于邮驿管理的日益混乱，通信檄牌频频变更，这种制度也就逐渐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