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有人发现一贯风评酷烈、刻毒的太平军，居然对他们网开一面、敞开方便之门之后，就毫不犹豫的转换了立场和态度，变成太平军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社会改造的推动力之一，哪怕是那些曾经身为世家大族分支和关系户的存在也是一样。
不仅是因为太平军所征服和清理过的地方上，都拥有无限的商机和利润的驱使；只要能够提供协力与合作就大多能得到回报。也因为这个因为太平军的缘故，而得以刚刚变相跨越和上升了阶层的新新群体，迫切渴望着巩固自己的社会定位和作用。毕竟，只要是人多少都会为对自己更有利的方面打算的。
就算是世家大族的分支和有所渊源的关系户等外围商家，在这种趋势下也不可避免要更多为自己谋求利益和前程；相比在旧有宗族、尊卑的等秩森严体系下，继续为这些本家、宗族、郡望奔走和奉献下去；难道还比得上在太平军主导的新秩序下，为自己家族谋求更好生活和前景使然么？
虽然太平军的规矩和限制很多并且堪称繁复，但是只要习惯了在相应体制和框架下行事之后，反而能够变相的令人安心。作为逐利而行或是坐而谋生的商人，他们最担忧的反而是没有规矩，或者说是明明有规矩却没有任何人当回事的乱世之际。
而作为另一个有力的竞争群体，那些地方上的世代吏员之家的子弟后代。然而因为长期奔走活动于乡里的缘故鲜有是背景和手上干净多少的，最终能够经过太平军严格的清算体系，而存留下来也是数量有限，而以刑名律条的实际运用为擅长，却难以形成足够的压力。
相比之下，那些行商、坐商和匠户、工坊之家，虽然也有种种的积习和陋俗，压榨学徒、伙计和囤积居奇之类问题，但是在遭到太平军的整肃和改造之后，反而也是最容易接受转变和改造，而得以在太平军主导的新秩序下存留下来的群体。
其中，前者可以靠数算和文字的基础，在太平军的举试当中走上计吏、文员的捷径；而后者则可以靠家传的手艺和天赋，走的是各级营造、工场体系的路线。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那些通过农学和宣传、教化系统，得以进入相应仕途的传统贫寒士子，或是大姓旁支远宗的庶流子弟。
然后，他们自己也按照加入太平军治下的先后顺序和亲疏远近的三六九等，地域、乡党和宗亲上的渊源，而又分作了许多个大大小小的商家团体和会社、行馆；而又保持着长期既有（内部）竞争也有（对外）合作的态势。
比如：其中资格最老、资本最厚的无疑是来自两岭的广府系海商；而巴结最甚则是王婆先为首的关内京兆商人；在数量上最多，但是平均本钱最小的是湖南商户；最没有存在感的则是荆南本地商家；而自从太平军平定江东三路之后，实力雄厚的常、苏、杭、越、明等沿海世商团体，又一跃其上成为其他人最有力的竞争者。
所以，这一轮的复考也是这些背景下的商人团体，另一个变相角力和竞争的途径和舞台之一。事实上，这也从某种方面变相促进了新一轮地方私人办学的兴起浪潮。为了逢迎和附和太平军所需要的“经世务实之道”基本要求，各种教授方技和吏务的学馆、蒙塾，也随着赞助者的要求而开始出现在一些名城大邑之间。
更有一些明显寄食和流寓南方的儒生文士，开始以儒家理念牵强附会的鼓吹。来自《太平田亩纲要》《太平圣库制度》《太平政略》《清平纲领》内的主张和义理，其实是重现上古“三代之治”诸位圣王、先贤的“天下为公，老少皆赡”的大音希声云云。或又是将太平军执行的公屯官营制度，形容为堪比周公“封建天下，井田公制”的当代济民救亡善政。
道理也很简单，没有人想错过眼见得新朝定鼎之际的机缘使然，哪怕是南朝的格局也足以让大多数人受用无穷了。然而太平军却不怎么看得上传统的经义辞赋、道德文章，于是此辈为了身前身后得前程使然，假寄托名先人大贤进行攀附和溯往既源就不可避免了。
（就好比后世那些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新儒家”“国学”旗号之流，而拼命往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碰瓷和骗资源的套路一般）
当然了，这些已经进入大讲习所中修学这些生员，因为除了特定专业和同好性质的艺文结社之外，其实是禁止任何实质性的同乡团体和带有政治倾向、诉求的社团组织。但是也拦不住他们在就在各种家庭背景的赞助之下，以各种同年、同院、同科、同目、同课之类的名目和纽带，所进行结交往来的一个个大小圈子；
或者说其中真正怀有抱负、理想和奋进者有之；想要改变现状和自身境遇者有之；只是变相投机和追逐功名者亦有之；但是跻身末尾而随大流混日子的，哪怕最终考核辍落也在所不惜，或是资质有限却努力削尖脑袋挤进来，只为构筑相应的人脉渊源的亦是有之。
因此，但凡大都督府下讲习所的每一次升考和选人大试之后的放榜，几乎都是这么一轮众生百态的活市侩情景。而这一次因为攻略和经营淮南的需要，而进行摸底式的扩选，同样也是他们所重视的机会之一。
与此同时，鄱阳湖的江口处，一艘形制怪异，中轴凸起形同驼背的水轮车船也在江试当中。
“鸣大钟一次！
推动杠杆，启动活塞和泵头……
鸣大钟两次！
打开炉膛，引燃锅炉，注入石炭……
鸣大钟三次！
齐声赞颂，公输般与墨子祖师流泽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