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时期，几十到一百单位的青霉素就能起作用。被视为神药。但接下来，病菌的耐药性飞速提高，青霉素的用量也只得随之跟上，到了二十一世纪。同样的病症动辄就要上百万单位。还未必能治得好。
如果有谁在事先没想到这一节，直接按照药品说明书的内容，也就是在二十一世纪普通人的标准药量，给二十世纪初期的病人使用抗生素药品，那么等于是往耕地上一口气多洒了上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农药，不仅杀了有害的病菌，很可能还会导致患者本身的器官组织细胞，都给良莠不分地消灭了……没办法。前抗生素时代的人体抗药性，能够跟几十年后青霉素和链霉素烂大街使用。饱受各种抗生素考验的人类相比么？
至于王秋他们先前在古代时空胡乱削减些药量，就把口服抗生素药片当成万灵药到处分发……那完全是在草菅人命，拿病人当试验品，能救活几个算几个，医死了是正常现象，救活了是神明赐福。然后死着死着，就慢慢地摸索出了“前抗生素时代”的适用药量和诊疗规律。而充当试验品九死一生的古代土著，非但不能对此有半点恼怒，还得千恩万谢有人来给他们救命——否则就是真的十死无生了！
与此同时，在征得胡德兴总政委的同意之后，马彤、蔡蓉和刚刚赶来督促的部门最高领导萧瑟女士，也向这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地下党同志，表露了自己的“未来同志”身份。并且为了保证说服力，还把录音笔、随身听、笔记本电脑、三维立体投影、玩具机器人等各种“高科技产物”统统都展示了一遍。
接下来，趁着这帮人恍惚的恍惚、震撼的震撼，神志普遍迷糊不清的有利机会，小鸟游真白（当然，为了避免多生事端，她没有表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乘机给他们一个个都下了暗示术，让这帮无神论信仰并不坚定的上海地下党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如何都要保守住秘密，否则就会心痛如绞、浑身抽搐……
然后，素来好事的马彤学姐又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本《上海地方志——政党篇》，挨个儿查问起了这票地下党的身份与姓名……结果却失望地发现尽是些无名小卒，连一个上海地下党出身的历史名人都没有，跟未来公开的历史资料上的名单记录根本对不上号。
“……写《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在不在？什么？不在？他的好基友林伯修呢？呃？也没人认识？那么许亚？陈国栋？顾准？王阿林……诶诶？怎么书上这些有名有姓的家伙，全都不在你们中间？”
更奇葩的是，这帮人按编制是挂靠在**特科（情报系统）名下，但却连菜鸟都算不上，属于彻头彻尾的“热心群众”——除了胡德兴总政委本人之外，连一个党员都没有，至于团员也仅有一位而已。
这种奇怪的状况，让诸位“未来的同志”全都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而这个时代的同志们在得知自己全都史上无名之后，也不免感到颇为失落……最后，还是胡德兴总政委有些尴尬地揭开了谜底——这支伪装成基督徒传教队伍的红色地下党小组，其实是他独立发展出来的小团体，未来打算纳入共产国际驱魔纵队的体制，故而很可能不会被载入正史。此外。除了胡总政委本人之外，团体内其他成员跟上海另外几个党组织基本没有横向联系。如今在鲁迅先生这个联络人手里挂着名的，也就只有胡德兴总政委自己而已。
——在革命年代。白区的地下党组织有很多都是单线联系的，一旦上线机构被敌人破坏，下级党组织就成了孤悬状态。若是运气特别不好，甚至有十几年都没办法恢复联系挂上钩的。
在这种情况下，脱钩的孤悬党组织如果能够继续坚持革命工作，没有犯下什么错误，党中央在恢复联系挂上钩之后一律都会予以承认。因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经常有失去联系的地下党、掉队的老红军之类找不到大部队，只好回到故乡，发动工农搞起组织。然后再一次被卷土重来的党和红军收编接纳。
胡德兴总政委的这个小团体，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自从党中央逃出上海、迁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胡德兴总政委和他仅有的一名共青团员助手，就跟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之后。他虽然通过交游广阔的鲁迅先生。粗略知道了其他一些地下党残部的存在，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始终没有主动过去联络。
——以上海地下党组织眼下支离破碎、群龙无首的状况，既联系不到国内外的任何一个上级单位，腰包里也没有发起工人运动的资金，甚至在内部都推举不出一个能够服众的领导者，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很困难。即使重新聚合在一起，恐怕也做不了什么。还不如继续潜伏着。好歹能保存实力、以待来日。
然而，在从穿越者手中得到一笔资金之后。胡德兴总政委的心态却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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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起见，在给顾曼莎打了一针链霉素之后，众人就在胡德兴总政委的带领下，把依然昏迷不醒的顾曼莎，用汽车运回了她租住的一处亭子间里——居然也在上海南市华界，距离金奇娜的新家并不远。
然后，王秋终于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年代上海滩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存环境。
——狭窄逼仄、总面积不到六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破板床和一把晃悠得像摇椅的凳子；满是缝隙空洞的几面薄墙，让你在室内就能轻松感受到一年四季的风；幽暗潮湿的弄堂中，总是散发着粪便的臭气，摇摇欲坠的楼梯间里，弥漫着腐烂木材的霉味儿，从厨房里钻出来的食物馊臭气息，飘得到处都是……
这里的房客大多数靠出卖苦力为生，他们整日操劳却仍旧穷困潦倒——缫丝女工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她们在弥漫着蒸汽的三十度高温厂房里做工，手指头都被开水烫得脱了皮，一个月也没有一天休息；建筑工人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和石灰，每天都要做工至少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会延长到十五个小时，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脸色疲惫而脾气暴躁易怒，有的人已得了痨病；黄包车夫们则是浑身汗臭和灰土，脸色乌黑，手臂上青筋暴突……
跟其他工人不同，这些车夫不怕工作时间太长，倒是唯恐工作时间太短，因为全上海总共只颁发了一万张合法的黄包车执照，却有四万名黄包车夫要靠拉车来养家糊口。为了从车行租到车辆，他们得说好话，得找人作保，得给车行的管理人员送红包，甚至还要主动要求上调自己的份子钱。好不容易租到车辆的车夫，为了让车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还会再把车辆转租给第二个第三个车夫，自己拉白天，别人拉晚上，24小时不停歇，就像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出租车一样……这样一来，如果分配到自己拉车的时间太短，那么一家子的生计就全都没有了着落
另外那么一小部分房客，干脆靠乞讨过活，他们的衣服更加褴褛，面孔浮肿，皮肤松弛，虚弱无力，浑身散发着酸腐的气息，每天带着一群孩子站在街角要饭，还要随时提防警察、保镖和巡捕的驱赶……事实上，能够住得起房子的人，已经算是丐帮中的上流人物，更多的小乞丐只能睡在桥洞里和马路边……
在这片弄堂最破旧的几间屋子里，还有七八个衣着破旧、强颜欢笑的邋遢女人，只要出几个铜元就能跟她们风流快活一个晚上。她们大多都是从青楼里被赶出来的“淘汰货”，一般还不到三十岁，身上的部件差不多都在，牙齿也没掉几颗，脑袋上还有些头发，除了肿瘤、梅毒、肺炎和肺结核外，没有受到更多病痛的折磨……其中某些人或许还曾经是沪上有名的当红头牌，但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年的艳光四射。
虽然处境落魄，但她们的娱乐生活依然十分丰富，比如抽烟、酗酒、诅咒、祈祷……出卖身体换来的几个子儿一到手，就被她们换成了劣酒、香烟和鸦片，然后在酒臭和烟雾中，骂骂咧咧地诅咒老天，诅咒命运，诅咒负心汉；同时祈祷自己能够再多活几年，甚至生下一个不是死胎或畸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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