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进入辽西，还是忍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河北，最终进军中原腹地，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
历史就是这样上演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忍，鼓励和放大了日本的野心。
中国人忍到骨子里了，今天是，明天还是，见的多了。
吉林沦陷后，南方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
12月2日，国民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尼玛，是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而不是中国的满意。
这都算些什么？
中国人的脊梁从宋朝开始一点点的弯曲，一直到现在简直要弯到了地面，这是何其悲哀的境地！
八年抗战之后，中国人涌现出多少抗战勇士，可见，我们的民族不缺血性男儿。
那么，我们缺什么？
我们所缺乏的是有担当、有魄力的领导者而已。
不难看出张学良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奉天义勇军坚决抵抗日军，并取得了辉煌战绩，似乎日军也没有多么的可怕。
张学良有两次机会保住东北，第一次是九一八事变的开始，日军在东北的兵力空虚，在第二师团主力被消灭的时候，东北军迅速出兵，切断朝鲜半岛通往东北的路径。
第二次是奉天义勇军消灭了第二十师团的时候，日军后续军队还没有抵达东北，如果东北军迅速出关。
毕竟，日本政府处于历史最困难的时期，当看到东北军强硬的立场之后，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恐怕日本政府很难做出开战的决定。
可惜，张学良没有抓住机会。
当然，国民政府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致使中国付出惨痛的代价。
另一方面张学良还紧盯着南方政府的姿态，希望姜委员长动员全国抗战。
姜委员长的态度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内心却希望张学良自己承担起阻止日军行动的责任。
面对关东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南方政府不想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仍然在努力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虽然张学良在锦州陈兵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一旦获知南方政府寻求国联和西方势力调解，企图在锦州建立中立区，张学良马上放弃了抵抗的决心，转头积极寻求设立中立区。
南方政府刚刚表明了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
11月底，张学良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开始就“锦州中立化”问题展开直接交涉。
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方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案都不感兴趣，他们要拿下的是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也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极其被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国民中央政治会议也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张学良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
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
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姜委员长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之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
张学良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更多的心思是希望南方政府参与作战，而不是仅仅依靠东北军单独抵挡日军。
张学良在这里耍小心眼，可惜，姜委员长不上套，一边让张学良守住锦州，政府军却按兵不动。
攘外必先安内，剿匪重于一切。
姜委员长是铁了心地剿灭盘踞在江西的兵匪，语重心长地劝说小张子肩负起抗日的重任。
这两位各怀鬼胎，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唯独让日本人钻空子，轻而易举夺下锦州。
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稍事抵抗便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自从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军队进入东北，摆在锦州面前的也没有多少军队，仅仅是一两个混成旅团为先导抵近锦州，并从朝鲜调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到了12月28日，混成第7旅渡过辽河进攻锦州。
而东北军主力早已遵从张学良的命令撤离到河北滦河地区，至1月2日锦州失守，日军兵不刃血拿下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