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乐谱是文字谱，所谓旧调重弹，乐曲旋律如果单凭口述身传，久而久之不免就会失真，悖于旧韵远矣。所以需要有独立于旋律之外的一个标准标识，那就是乐谱。但是用文字记录乐谱又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受到了识字率的限制，不能广泛传播。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音乐又有雅俗之分，雅乐那是高层专享，乡调俚曲才是小民自娱。所谓郑声淫乐，不登大雅之堂。音乐雅俗与否，甚至于上升到政权的威严和合法性。
历史上谢尚北伐，于牛渚采石而制石磬，为江表钟石之始。而钟石之乐，便是大雅之音，在时下而言，是一件很庄严肃穆的事情。
沈哲子没有音乐方面的造诣，因而对于音乐到底能不能塑造人格，心里也是存疑，存而不论，并不太过关心。他所关心，或者说所联想到的，是从眼前这文字谱想到了后世的减字谱。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元气的积累，高端的总是在向下传播。
譬如后世欧洲皇室跌落尘埃，许多生活方式便成为当时新兴阶级效法对象，等到挖无可挖，便渐渐演变成趋于标新立异的所谓时尚。其具体艺术含义不做讨论，发展轨迹就是如此。人总是趋向于追捧稀缺，这一点无可避免。
时下的音乐，大体还是士族能够专享的一项娱乐。但是隋唐开平世道到来后，昔日王谢堂中曲，已成市井走卒歌。音乐的广泛传播，原本的文字谱变成了限制其传播的一个障碍。以往士家转养乐姬伶人，如今已成庶民之乐。于是文字谱，便渐渐为减字谱所取代。
所谓的减字谱，便是文字的简化和削减，一方面能够更具标识度，另一方面也更便于记载乐曲促进传播。毕竟，乐工未必都是饱读诗书之人，所以单创一种更简便的记谱法。
而沈哲子由此产生的联想是，能不能够通过简化字来普及识字率？
其实简化字的渊源，也可以追溯良久。宋元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普通小民对于信息的获取和记载也有了更大的需求，因而便渐渐有了许多庶民所用的笔画极为简约的俗字。而真正大规模的、由政府倡导的简化字推广，还要推及到更后。
后世不乏人诟病这样的推广丧失了文字古韵之美，这或许是一种精英固守传统的思维，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不过痴人妄言。文字对信息的承载和传播，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书写格式。
沈哲子之所以有这个想法，那也是长期有感。时下的社会发展，并不能说已经达到宋明时期那种小民都必须要掌握文字信息的程度。但是由于社会的频繁动荡，那些位于士族下层的寒门，因为其积极入世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向上挑战，取而代之的意图。
而这种整个阶级的跨度跃迁，并不能寄望于陶侃或是王猛这种一两个寒门优秀人才的毕生努力。南北朝跨度数百年的动荡，所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构建起的新型统治技术，也不是一两个军事强人能够主导完成。
沈哲子近来接见众多求访者，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慨，寒门子弟在天赋上未必就逊于士族子弟，但是教育方面确是拍马难及。他倒不寄望于简体字能够彻底扭转这一局面，最起码能给这些人提供一个获取信息更方便的方式。
就好像普通话的推广，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说话的方式做出调整，但却能够让不同口音、不同地域的人交流起来效率倍增。
譬如在时下的建康，因为南北杂处，跨地域的交流日益频繁，所以时下的河洛旧声便是所谓的普通话，官方用语。这倒不存在什么地域歧视，你可以不学，只是不跟人交流就好了。而像沈哲子这样的大宗子弟，必然要入仕为官，所以从小受的就是双语教学。
听到身边小侍女瓜儿的轻微哧笑声，沈哲子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再看一眼那完全看不懂的乐谱，便觉索然无味。他确是没有这方面的禀赋，时下音乐也是陶冶情操的雅戏，可是他枯坐半晌，只受到了一点实用主义的启发。
想法是想法，想要付诸现实，则不得不考虑阻力所在。他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自己再怎么发力推广简体字，效果未必会好，绝对不会成为主流之学，只能流于庶民之用。
不过，如果真的能够在民间推广开，成为庶民可用的学问，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思忖半晌后，沈哲子决定优先在军中推广一下，就算台中有人反对此倡议，军情加密你总管不到吧？不管别人态度如何，他是打算自己传递军情就这么做，可以省一半的书写量啊！
有了这个想法，沈哲子刚待要吩咐瓜儿去取笔墨来，却听到亭外隐有啜泣之声，起身望去，只见兴男公主泪水涟涟站在亭外，一手还持着一份书卷，另一手则指着沈哲子嗔怨道：“你怎么这么心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