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有底线的对抗未必是坏事，若真的内外沆瀣一气，执政者的声音很容易被民潮所裹挟，不能保证一个稳健的步伐与节奏。
但很多时候，对抗往往是没有底线的，理念上的斗争再牵扯上利益上的矛盾，很容易演变成道德上的指摘乃至于人身上的伤害。
所以尽管作为淮南首府的寿春由于来往人员变少使得管理压力降低，但是防卫力量却增加许多，镇守鸿沟的毛宝所部抽调回五千兵力，用于增强寿春的守卫力量。而原本留在北地休养的胜武军也撤回了淮南，直接负责沈哲子并淮南一众重要属官的人身保护。
甚至就连山遐这个执掌淮南法令过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酷吏，出入之间也都有两百多人随身保护。
当然山遐置于危险境地，这一次也真的是为沈哲子这个大都督背了锅。其人提出一条政令，使得整个都督府上下官员们无不对其怨目以望，那就是官员申报财产。
官员申报财产，这并不是后世人治腐治贪的独创，这种行为或许不是什么常规制度，但很多时候官员或是出于自身的道德要求、或是出于政治上的权衡，也是不乏此类举动。像是最著名的蜀相诸葛亮，便在给蜀后主刘禅的奏书中清清楚楚列明了自己的家产。
中朝以降，包括东晋其实都有几项对官员私产做出约束的诏令，虽然执行力包括收效都堪忧，但由此可见这也并不是一个禁忌话题。
江东中兴，为了稳定人心，吏治上多以宽宏为主，所谓网漏吞舟，对官员的约束可谓宽松到了极点。庾亮包括后继的褚翜，也都因施政过苛而名声不算太好。沈家包括沈哲子在内，都是这种风气的受惠者，最起码在表面上难做指摘。
此前淮南在吏治上，尤其在贪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规令设置，尤其是大量临时设置的职任，充斥着一种在位则仕、去位则商的现象。
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也不乏沈哲子的有意纵容，此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且多的对这个时代的人力、物力施加以足够影响，筹措出足够北伐的资本。
如果他遵循于常规手段，力争上游之后大力整顿吏治，加强中枢集权、集财能力，且不说江东政局会不会乱，等到积攒出足够实力时再北伐，最起码是赶不上石勒身死、羯国政权动荡这一北伐的黄金时机。
一切的因急就缓，在于权衡，况且沈哲子本身就不是一个私德洁癖的孤高圣人，一切手段在于务实。当他将北伐作为第一要务时，摆在面前的难题就是第一要权、第二要钱，一切行为围绕这两个中心。
眼下北伐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短期内也很难再负荷更高强度的征讨，首要任务自然变成了消化与整合。而且他恰好又成为承制拜授的真正强权方伯，能够将都督府许多因于便宜的构架转作正式的制度，借着这个机会，自然要对内部进行一个大力的整顿。
原本的沈哲子，作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甚至就连淮南都督府的属官配额都保留下来，但即便如此，府下属官真正具有品秩的还不足百人。其他大量的属官，其实是作为吏首这种临时委任而参与管理。
承制拜授之后，沈哲子才是真正的军政独揽，可以不经台令，直接委任地方官员。广及四州、甚至连徐州、青州等地也已经半握手中，当中又能产生多少拥有正式品秩的官位？
所以尽管眼下沈哲子在政局上处境微妙，但权势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淮南虽然商贾稀少，但是前来求进的时人却是激增。
对这些人而言，只要不成为都督府最高层的官员，也就不存在什么站位问题，就算权斗最终沈氏落败，台中为了稳定江北数州局面，也不可能对都督府任命的官员进行一刀切，此刻正是求取一个出身的良机！
往年他困于没有人才选择，可是现在却是供大于求，都督府自身培养系统也已经有了不弱的基础，收复地的乡宗门户，江东大量渴进南北时流，俱都蜂拥而来。
面对这种局面，沈哲子自然要问他们一句，要前程还是要利益！
如果没有山遐这样一个招人恨的存在，这时候沈哲子只能亲自操刀而上，这种事情交给杜赫去处理都不太合适，极容易形成盘结的派系。
所以从江东归镇后，沈哲子便即刻召见山遐，将自己的设想稍作吐露。
山遐本身就是一个刻薄孤厉性格，早就看不惯沈哲子那种宽容到纵容的作风，可谓是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一俟接受到沈哲子的暗示，返回官署即刻伏案疾书，很快一篇令人咬牙切齿的《告群僚书》便新鲜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