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七年的忽必烈，已经六十六岁了，也许在寻常的百姓之家，这个年龄的人更多的是在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作为这个时代帝国权力的核心，他是无法、也不允许他放手不管的。没有人可以做到只有“得”而没有“失”，帝王也同样如此。
宋军在前一年年底开始的东进，实际上并没有在军事上取得多大的战果，即使是两浙路的新附军，也并没有在实力上受到根本性的损伤。他们所遭到的真正打击，不过是在水上力量上。在北元的有些人眼里，虽然这并不是好消息，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正中他们的下怀。
因为北元南下直至临安投降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南宋官员率领手下的宋军选择了投降，成为了所谓的新附军。但这些新附军也成为了北元的一块心病，他们的战力在北元统治者看来是不值得一提，可留下了这么多前朝的军队，毕竟是一种隐患。在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上，北元其实是很花了一番心思的，除了采取遣散，调集部分赴北地，就是忽必烈在二次征日时动用了那么多的江南新附军，其中也不是没有隐含着“处理”他们这方面的考虑。
北元朝中有部分人对江南新附军所受到的打击毫不在意，甚至对琼州的宋室依然不屑一顾，这更主要的是在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上。千百年来，在东亚的这块土地上，争霸天下的主战场一直是陆地，占据中原，即可雄视四方，琼州根本连一隅都算不上。宋室在沿海和沿岸地区所谓的袭扰，实际上就是打了就跑，这说明他们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敢在陆地上与无敌的帝国勇士交手。
但忽必烈是不会仅仅这么简单地来看问题的。如果身在前方的张弘范已经察觉到宋室开始“变”了的话，那么，老忽从各地报来的宋军所为，同样察觉到了这个“变”。而且使他愤怒和哭笑不得的是，这种“打了就抢，抢了就跑”的做法，恰恰是他们这些帝国勇士以前经常干的。琼州宋室的这些道貌岸然的儒生，什么时候也将赵?小儿教得这么“无赖”了呢？
可你要应付这种情况，甚至打击琼州，却只能依仗水师，人家就在水上转，根本不和你在陆上拼。这就像以前，你骑着马来抢了一把，拔腿就跑，别人没有马，无法追，但现在人家也这样干，同样你又奈何？
如果从将来攻击琼州的大计上来看，老忽的内心里对新附军江南水师的覆灭，与朝中有些人的看法正相反，他是十分惋惜的，因为北元的水师力量实在需要强化。他在暗中全力加快了新水师的建立，但这个过程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首先在人事上，年初张弘范的去世，使得帝国的水师良将，几乎丧失殆尽，放眼朝廷，你根本再找不出一个更好的人选。老忽才叹息不已，心中更有点后悔应该早点将张弘范召回北方，不该将他留在哪个蛮荒之地。紧接着北元资政大夫、中书右丞，行江西中书省事塔出，也因病倒下，没多久就去世了。
塔出是个孤儿，他一直忠心耿耿的跟随着忽必烈，老忽把坐镇江西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交给他，看重的就是这点。这实际上从岭南作战的安排上就可以看出点门道，张弘范固然在前方有临机决断之权，但塔出在后镇抚江西、供应大军的军需，实际上职责更重。塔出是老忽为了应付江南日益严重的危机，被他紧急召回大都商议南方形势的。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在如此重要的关头，这两个南方作战的重将在半年之内全都去世，帝国在南方的统治，实在是孕育着巨大的危机啊。
但是，从桑哥和杨琏真加嘴里，以及范文虎的奏疏中，他更看到了另一个巨大的隐忧，这就是经济上的了。
元代在地区行政上的划分，是“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这里面其它都很容易有概念，只有一个“征东”很少提到，它指的是后世的朝鲜半岛地区，当初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日本。
北元统治的真正中心地带，是以大都为核心的中书省，它包括了后世的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在元代的地理上，这些地方统称之为“腹里”。而在十一个行省中，北元最后征服的宋帝国属地，为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几个地方。比如广州，当时它就属于江西行省，琼州，属于湖广行省，泉州和临安，则都属于江浙行省。江浙、江西、湖广并称为江南三省。
宋军对东南地区的袭扰，恰恰主要是针对这几个新征服的地区。北元对它们的统治本就基础薄弱，而宋室原就在那里有着深厚的影响力，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此，老忽无论如何也会多联想一些。宋军猖狂的“活动”，不管你怎么解释，它实际已助长了琼州的气焰，鼓惑了江南的人心。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动摇北元帝国统治的基础。
《元史》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立朝于燕地，离江南很远，但朝廷官府各种花费，士民百姓生活之用，无不多依赖江南所供。这个结论，可以从下面的这个例子看出。
元代“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而腹里，即中书省管辖的地区，为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