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炎九年到十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整个行朝最忙碌的衙门，肯定是户部。因为从赵与珞到户部的所有官员，均由亢奋，进而陷入疯狂。
事实上，帝国前两期国债的发行，进行的非常顺利。尤其是第一期，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体制外的人，根本连买的机会都没有，朝廷内部就解决了。
刘师勇干脆，他一声令下，水师的将士们至少要弄一百万的国债。当然，刘老大现在也有这个实力。帝国水师现有大、中、轻型战船共计五百艘，从整个编制上讲，有七万余人，分到每个人，人均也就十几贯。
而他这个当老大的一发话，下面的人又多了事，竟然将国债层层分配到了每个兵士。除了新兵，所有人必须拿二十贯出来弄国债，将领们更是只多不少。
刘老大这一上劲，张老大就更不会落后，等宋瑞身边的小秀才再将他这个兵部尚书的见解传到军中，军中之人顿时恍然大悟，结果光是禁军，就差点将所有的五百万全都给包下。
您也不必对此大惊小怪，军中做事，上令下行，往往就是这样。
但是，随后赵与珞就变得半疯狂，因为他被陛下的“圈天下之人钱”这个大饼给砸到了。就是整个户部也都跟着他陷入半疯狂的状态。
想想也是，当你能整来天下所有的钱，如此伟业，它怎能不让人疯狂？更何况这还涉及到解决困扰朝廷达几百年的难题。
毫无疑问，宋代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也是最富裕的国家。
赵家的老大在公元960年即位后，虽然也有不少征战，但总体上施行的，还是轻徭薄赋、休生养息的政策，整个帝国的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逐步恢复，并在1022年仁宗即位后达到极盛。
然而，如果去掉开始时恢复的阶段，帝国的好日子实际上大约只持续了四、五十年。到了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朝廷就开始入不敷出，已经要动用皇家内库。
这部分的原因，是帝国在大部分的时期里，它的财政，既要满足内部的需要，又要应付外部的索取，同时还要不断地在军事上投入。这种内外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它出现许多新的举措，甚至从历史来看，是重大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地讲，整个宋代，朝廷所有职位中最难当的，前是三司，后是户部，因为他们始终都承受着窘迫的帝国财政压力。说这些官员为此绞尽了脑汁，并不为过。
指责王安石的人其实很不公允。如果不是当时的朝臣们玩不下去了，王荆公他怎么会走上历史的舞台？他的出山，难道不是由于当时朝里朝外越来越高的呼声？
王安石或其它人，当时没有完全找到解决帝国财政问题的方法，一是有宋代自身体制内更深层的原因，还因为有些必要的举措，对他们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太超前了。
要知道欧洲首次发行纸币是在十七世纪，它比煌煌大宋朝迟了有六百多年。而且就是这个做法，也是他们看了马可波罗游记所受到的启发。
帝国户部的官确实是不好当，弄钱来花这件事，也并不是说说就那么容易，搞不好你就会挨天下人骂。
但是，在景炎九年，仍处于“黑暗中摸索”的帝国财政难题，却出现了一线曙光。
因为帝国陛下的圈钱伟论，已经告诉了所有的人，有朝廷为后盾，您一定要敢于借钱，更要敢于圈钱。面对如此简单的道理，户部的这帮一直为朝廷国用不足而焦头烂额的官员，真的内牛满面了。
苏景瞻就很快被陆秀夫和赵与珞紧急招回了琼州进行商议。
苏夫子现在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早就和老赵一样，满眼的铜绿。在对陛下的上谕一番琢磨之后，他说道：
“陆相，赵大人，关于国债，在下完全同意诸位大人的意见，以后一定要经常弄，尤其是泉州。”
陆夫子和赵夫子连连点头，因为苏景瞻的言外之意，正是他们将这个帝国的三管家给弄回来的原因之一。
泉州由于商人众多，非常富裕，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所以，朝廷的官员没少将眼睛盯向了哪里。甚至早就有人上书建议陛下：朝廷要严查不法的奸商，罚没他们的财产。
这事的责任在东身上，谁让他表现的那么喜欢汉制？
整个汉代，从建国开始，它的基本国策中有一项是“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它的这个做法，对后世是有很深影响的。而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集中天下财力，满足战争的需要，他又先后颁发了“算缗”和“告缗”两个法令。即：凡申报朝廷税赋有隐瞒的商人，不仅充军边疆一年，而且还要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时鼓励百姓进行检举，“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也就是把没收的财产奖赏给检举人一半。这个政策一出台，当时的天下之人全都跑到官府举报，结果无数的商人为此倾家荡产，天下财富多归了朝廷所有。
现在行朝也缺钱，而小鬼头又津津乐道于“汉制”，所以有人就揣摩了上意，以汉法为例，打上了泉州商人的主意。但东否决了这个提议。
虽然兄弟我有时候也不太喜欢奸商，可咱不能这样干，要不你怎么在将来建什么工商帝国？当然，盯他们交税紧一点是应当滴。
东的否决归否决，可这并不代表着朝中的夫子们就此不算计商人了，只不过是他们没想好怎么“找茬”而已。
等东端出了国债举措，朝廷的大佬们立刻就计上心头：让这些奸商掏出钱来弄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