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皇宫。
当赵与珞再度面对“他的”陛下时，他已分不清楚他“英睿的太祖之后”带有笑意的眼神里，隐藏的究竟是睿智、还是狡诈。
一直以来，就是行朝的许多大臣也都清楚，赵与珞是朝廷里对陛下、对太后、对这个大宋最忠心耿耿的人之一。不讲行朝驻跸琼州，从一开始的艰难维持，到后来立住脚，并能向外发展，老赵均居功至伟；而且他对陛下的每次“乱来”，总是言听计从，少有反对。
自然，这里面的原因他们也心知肚明，因为他是宗室，他更希望复国，恢复赵氏的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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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其它不论，赵与珞、以及其他宗室之人在宋末的表现，还是能让本朝的太祖在历代帝王面前夸耀一下的。
虽然也有“不肖子孙”，但老赵家的后人、大宋的宗室，身逢王朝末世，面对异族入侵，的确涌现了不少忠义之士。他们不仅青史留名，且无愧于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
相比之下，其它朝代的宗室则要逊色不少。
客观地讲，这也与自太祖以后，宋宗室相对比较重视教育有关。
在宋代，即使是像老赵这样的宗室，做官同样需要通过考试。
当然也要说明的是，他们的考试是单独考试，难度要比真正的“进士科”低一些。一般来说，少了个“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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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朝的大臣当然都是明眼人。
身为太祖的嫡系子孙，赵与珞心里强烈的复国愿望，的确使得别人嘴里的陛下“乱来”，在他这里都变成了“英睿之举”。因为他的“言听计从”，并不能说完全是“盲从”，而是更多地从“是否利于复国、利于恢复赵氏的天下”来着眼。
你比如说，“陛下”当初要求实施的“粮食榷卖榷买”之政，他就非常理解。
那时流求的土地刚开垦，琼州就那么点大的地方，不控制粮食，不提行朝不断收容的流民，仅一个军粮的筹措，就将成为朝廷越来越大的难题。
至于令很多人不舒服的新田赋之制，哪怕它涉及到宗室，在老赵真实的看法中，这也不过是在强化朝廷赋税的征收，它和改换币制、国债、宝行等举措一样，都是为了确保朝廷在战时有钱。
反过来，由于是帝国的“财政部长”，他更清楚陛下提议给海上众人的补偿，在总额上有多么庞大，再加上出于老赵家人的立场，他的内心就对反对者多少有了点鄙视。
他更认为，钱、粮之事的责任，最终是要落在他这个户部尚书身上的。陛下的所为，实已在帮他解决难题。
他也谈不上对“新军功授田”有多大的抵触。当年太祖即位后，一样赐了武夫们大批的良田美宅（即后人所说的杯酒释兵权）。陛下不过就是更多地搬出了古制，将这些良田分到了军士。
这还是为了复国。没有了这天下，谁知道这些良田究竟落到谁手里呢？
倒是哪个内藏库的取消，让他的内心里颇有点不安。
他们这些海上之臣都得到了大批的补偿，而陛下却拿出了自己的内库。陛下他自然是在为朝廷考虑，怕朝廷缺钱。可朝廷再缺钱，也不应该取消了皇家内库，作为历代的规制，这实在是不妥。
他甚至事后还决定，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再提出此事，恢复过去的做法。
但是，在这个景炎十三年，他终于对陛下的“折腾”也产生了疑虑。
赵与珞并不像很多人对所谓的“新兵役之制”极为不满，因为即使一开始有些吃惊，然而转念一想，他就给“他的陛下”、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太祖当年也曾是武夫，可他后来却成了开国之君；所以，身为太祖之后，即使服兵役，也并非是什么丢面子的事。
他开始产生疑惑的，是陛下的都督府之举，这主要是由于这个举措颇有点背离了自太祖以后，朝廷压制、限制武人权力的做法。但这时候的老赵，对此也只能说是有疑惑，并没有在朝堂上、甚至是私下里作任何的评论。
因为他的身份使他非常清楚，身为大宋宗室之人必须要守的一个铁律是：少问军事，更不可掌兵权；即使需要在军中任职，也只能临时充任监军。
否则不仅是陛下哪里，就是在朝堂上，自己都将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有性命之厄。这也同样在过去是有教训的。
从这点上讲，他早就明白了自琼州以来、陛下某些做法的真实目的。
当初谢明、谢复的义勇，在刘师勇的手中成为了行朝水师的基础，这能不能看成朝廷对军队整编的开始？
再进一步说，又是否能视作陛下在收走他赵与珞手里那点可怜的兵权？
朝廷官员不能过问兵部之事，兵部之人不得干政，陛下美其名曰“文武分途”。看起来是武人脱离了文官掌控和压制，甚至在某些人眼里还有武人要与文官平起平坐的意思，但这是不是也可以看成兵权更集中到了帝国皇帝的手上？
在老赵的看法中，当初陛下安排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宋瑞任兵部尚书、苏刘义为督军指挥使，改组枢密院，整编禁军将其明确分成水、步两大块，他的目的，既是要把兵部仍掌控在文官和士大夫的手中，更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重新严密地控制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