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陆秀夫和赵与珞来到昔日的国学院门前时，他们都不自觉地多瞟了几眼门上悬挂的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上写有七个大字：“大宋国民教育部”。
看着这几个字，陆秀夫和赵与珞即使没在脸上，也于内心里有了一丝苦笑。
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得到通报迎出门来的谢枋得和刘鼎孙却容光焕发。
谢大侠和刘大学士热情地将“上官”迎进自己的官署，自然，一些这样场合应有的寒暄、让坐、敬茶等等之类客套程序也必不会少。只不过所有这些一结束，大家再相互看了一眼，随即就落入了正题。
陆秀夫和缓地开口：“叠山兄，今日在下与赵相前来，还是想与您和刘大人商量一下教部用度之事。”
“您和刘大人其实都是知道的，眼下朝廷是上岸了，可仍处于战时。而且战事不仅是现在，就是以后，也将变得越来越大。”
“在下与赵大人仔细盘算后认为，战事期间，朝廷各部于用度上，理应都要相应地裁减，否则，朝廷不仅将难以为继，且会影响战事。所以，教部的用度，恐将不得不压缩。”
好么，随着他的话语，谢枋得一改先前的热情，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更冷冷地哼了一声。
刘鼎孙看了看他，立刻婉转地说道：“陆相，赵相，正因为考虑到朝廷处于战时，所以谢大人、在下和诸位同僚于先前拟订时，已经将教部的用度大为压缩。如果再裁减，陛下交代教部所要做的事，就难以实施了。”
闻听他所言，再加上谢叠山先前的“哼”，陆秀夫已经不仅是内心里，就是在脸上也露出了苦笑。
在行朝目前的所有人当中，陆秀夫处理朝政的能力绝对是公认的。
以前的都可以不提，就讲行朝迁往广州，这个“迁”，可不像一般人搬个家，里面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也太杂了，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个让人要处处留心的皇室。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从朝廷准备上岸开始，直到在广州落脚，陆秀夫均忙得不可开交。而上岸之后的朝廷，更有许多事情需要他来处理。
仅仅是朝廷能妥善地安顿下来，说他居功至伟就已经不是夸张。
可陆秀夫再有能力，一遇到他的好学生来添乱，他也常常会变得头大。
你比如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差点心力憔悴，而事情的起因，恰恰又是他宝贝学生折腾的“财政预算”。
客观地说，身为帝国的管家，陆秀夫、包括赵与珞都在事后极其重视这个“财政预算”。甚至在他们私下里的探讨和评估中，这个举措要比陛下过去推出的新币制、国债和宝行等更重要。
因为，如果新币制、国债和宝行等举措，是使朝廷拥有更多可使用的钱财；那么这个“财政预算”，就是在让、或者说在迫使朝廷于花费上更合理、也更具有计划性。而这，正是过去朝廷所最缺乏的。
换而言之，就是假如这个举措放在过去，即便没有国债和宝行等举措，它仍然能大幅改善朝廷的理财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陆秀夫无法对赵与珞明言的，是他内心里还隐隐觉得：他的好学生之所以当初要把皇室用度也纳入到整个朝廷花费中来，一是要将皇家的用度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二很可能就是在提前为这个“财政预算”铺路。
如果帝国皇室用度每年都有数额的限制，朝廷各“部”、“司”等衙门是不是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是，想的再好，真一实施，陆秀夫和赵与珞都发现自己低估了这个举措对整个朝廷带来的影响。
这是由于，按陛下的旨意，虽然这个举措在景炎十四年是试行，可他真正的打算，是要在将来把朝廷每年的花费分到每个“部”，由各部自行支配，这事情就太大了。
这世上本就没几个人当了头，不想自己的部门有更多的钱可以花，哪怕他根本不是出于私利的目的。
某人的确是说了：“各部要拿出自己的用度预案，预案中既要列出用度的数目，也要详细说明拿钱做什么事、用在何处。”但对众朝臣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
身为朝廷官员，本来咱就是要做事，而做事自然要花钱。
刑部的徐宗仁就肃然言道：
“江南初定，各地仍多有宵小之徒为乱，刑部承担的办案压力很大。”
办案是要花钱的，您说是不是？
赵樵的吏部没有事？当然不是。他不仅有事，而且是大事，朝廷新郡县制的规划就主要落在他的身上，因为帝国并非是对过去的郡县制进行照搬。（这事放在后面讲。）
除了《大宋邸报》，礼部现在真的算是没有多少事情，可陈宜中照样列出了什么祭奠、郊祀、观礼等等之类的大事。
就是刚刚被任命为民部尚书的冉安国，也弱弱地强调：“民部眼下需派员到各地核查户籍、登记造册的职责实在不小。”
而理由更充分的是工部王德。
工部管营造，筑城、修路、水工（水利）等本都是要花钱的事，更何况在忙碌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终于将过去每一件军械的花费给弄清楚了，如此就愈加有了依据：工部将于来年之内，制作军械若干，花费为多少，等等，等等。
如果这些仍显不够，现在还增加了一个令陆秀夫头大之人，哪就是他的“班长”谢枋得。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令帝国朝堂最震惊的事，除了户部被拆分，还有一件就是在近年底，谢枋得的国学院被升格为“部”，并且陛下不仅亲自将它命名为“大宋国民教育部”，更请了太后为这个所谓的“教部”题了字。如此一来，朝廷由过去的六个部，转眼变为了八个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