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吧，”陈宝骅面无表情地说：“今天我还有事要向处座汇报。”
人家是一起从上海来的，亲疏远近不言自明，张炎元也不坚持，再次行了个军礼便退出了办公室。
陈大少爷孤身上任，除了一个公文包什么都没带，对陈宝骅而言这就是信任，顺手关上房门便如数家珍地介绍道：“俗话说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运输处也不例外，可分为宋子良及其亲信、铁道部调来或交通大学出身的人员、吴琢之的江南汽车公司原班人马、龚学遂的江西建设厅摊子、军统和华侨六大派别。各派系为了争权夺利，不断相互攻击、指责，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华侨？”
“处座，您千万别误会，我不是指您，而是指‘南桥总会’派来的管理人员和机工。相比之下，他们指责其他几派完全出于公心，并非一般的争权夺利。”
“接着说。”
“运输处本隶属于军委会，为避免敌人注意，所以以民营姿态出现。开办之初，很多机关、商业团体，不明究竟，皆误以为私人营利事业，不应受政府优惠。新闻媒体和民主人士指斥是官僚资本，肆意攻击。因此，遭遇到很多意外困扰，宋子良穷于应付，竟求助于军统。
以戴笠之敏感，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当即派老资格的张炎元任警卫稽查组组长；接着先后又派出汪祖华任政训组长，‘花花公子’陈质平任人事科长，‘公馆秘书’潘其武，任腊戍支处副处长。”
似乎意识到陈大少爷不想听军统和中统那点烂事，陈宝骅立马从另一个角度来介绍，“民国二十七年，运输处组建完毕开始向内地运输第一批军用物资，执行第一次任务时，内部就开始闹矛盾。刘氏企业的‘二把手’刘吉生跟宋子文常驻香港，不大管西南运输处的具体事务，所以驻广州的龚学遂和吴琢之就成为宋子良的左右手。
二人当中，龚学遂是熊式辉的班底，曾当过江西省府建设厅长；吴琢之则是一位实业家，他们分别负责一个业务部门，龚学遂领导工程师室，吴琢之负责公路运输组。吴琢之把江南汽车公司的职员，几乎都安插进了公路运输组、包办处、各运输段及厂三方面的运输和修理；龚学遂的亲信除大部分占据工程师室外，则分布在各分支处、段和厂。
内部人事纠纷，就从龚学遂领导的工程师室，攻击吴琢之领导的公路运输组开始。工程师室里的人，看见公路运输组‘油水’多生活舒适就眼红，常向宋子良打小报告。宋子良看了这些小报告，便往人事科长陈质平手里塞。搞特工的，最善于从矛盾中渔利，陈质平正是这方面的好手，他接到这些小报告，即原封不动地转给吴琢之，吴对龚便放出些闲言闲语。
龚学遂是在政学系熊式辉底下出身的，其手法比留学法国，仅在军统办的交通研究所当过短时期教官、而长时期在打算盘的吴琢之高明得多。他对吴的闲言闲语，表面上不与计较，暗地里却策动宋子良的同学、长沙分处长冯建统和吴死拼。”
真够乱的！陈大少爷暗叹了一口气，不无好奇地问：“冯建统又是什么来头？他有资格跟吴死拼吗？”
外面都是自己人在把守，陈宝骅没什么不方便说的，连忙解释道：“冯建统是宋子良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曾当过铁道部长（沙）岳（阳）铁路运输段段长。当初应宋邀请而来，原本有可能拿到一个副主任位置的，结果输给了吴琢之，不得已而‘屈就’长沙分处处长，心里早就有气，经龚一挑唆，便做起反吴的急先锋。”
“后来呢？”
“武汉会战前，由香港进口的军用物资，除由粤汉铁路输送外，多由运输处的汽车由广州运到长沙。吴琢之先选出二十四个中队出发，公路运输组对这二十四个中队的官佐兵夫，只进行过两个星期的草草训练，官佐绝大部分原是江南汽车公司的卖票员、査票员、司机和铜匠提升起来的，小部分是曾养甫时代在广州临时招考进来的；兵夫小部分是由江南汽车公司的预备司机及学徒调来的，大部分却在广州招雇的。
像这样浩浩荡荡的汽车运输，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像这样爬山越岭的作业，中国司机也还是第一次尝试。因此，经过九峰山、南岭时，触山、翻车事故层出不穷，当这些车队到达长沙时，残缺不全的竟达二三百辆之多，翻车的数目占了几十辆。”
陈大少爷恍然大悟，不禁脱口而出道：“这么一来，冯建统就有借口了。”
“嗯。”
陈宝骅点了点头，接着说道：“他抓住这个机会，连拍几封电报给宋子良，控告吴琢之破环抗战运输，破坏抗战物资。宋子良接到电报，大骂吴琢之不懂事。从此，吴既恨龚，又恨冯，同时也感到处境日益困难。张炎元便乘机拉拢吴，结成吴张联盟，把大批军统爪牙派到吴的修理系统和运输部门。”
难怪吴琢之和一帮军统特务出去迎接自己，而龚家遂却呆在院里等候呢，原来是水火不相容啊。
见陈大少爷听得津津有味，陈宝骅更来劲了，眉飞色舞地接着说道：“根据运输处的业务分工，各运输段系双重管理，在建制上属吴琢之的公路运输组，但为了配合各地的实际任务，又规定相应地区的分支处有权对其监督指挥。
到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正是运输最紧张的时候，公路运输组的管理无甚改观，结果各分支处对吴琢之群起而攻之，冯建统连续发出紧急电报给宋子良，称‘倘总处不改变运输段的隶属权，分处不负任何运输责任；停长沙，损坏不能行驶的数百车，吴琢之如不及早修好，倘遇敌机轰炸，分处决不负任何责任。’
其他各分支处对此亦颇有微词，而宋子良又是个不耐‘俗务’的人，居然全推给张炎元，让他去调查、研究和改善。
吴张虽有联盟，但张仍微嫌吴还不能唯命是听，所以尽量找寻机会使其驯服，特地偕吴由广州到长沙、湘西一带作了一次视察。以沿途弃置不少破烂车辆、不少车辆抛锚停驶，又发现有一队汽车司机带‘黄鱼’等为由，以贵常段正副段长不负责管督贵重段过境军辆为借口，电报宋子良，要将贵常段正副段长撤职査办，裁撤各运输段，以及各运输段员工，包括车队官佐兵夫，统移当地分支处择优录用。”
吴琢之纵有万般不是，但却是整个运输处唯一精通交通运输的人，陈大少爷皱起眉头，“宋子良是怎么处理的？”
“说出来处长您不敢相信，他看完之后想也不想即批示同意，并把衡常段长和贵重段长也一起撤职。这一来，吴琢之得力的三个爪牙都给整掉了。张炎元却把各运输段内的军统分子，调往当地分支处监査科工作。还指示各分支处监查科长要参加各分支处对车队官佐择优录用的工作，借此打开车队缺口，以便再调大量军统下层人员来填占车队位置。
根据原有编制，各分支处监査科只有六个人，结果张借着这次机会，将监査科扩大，并在科内增设警卫股押运股和稽査股，员额增加到二三十人，此外，还有不少额外的稽查员和押运员。借着那次内讧，张炎元反客为主，彻底将其运输处最重要的一块业务——运输，置于他的严密监控之下。
而他的那些监查科长，名义上虽隶属分支处长统辖，实际上却与分支处长平行，对分支处的经费开支、用人叙薪、甚至分支处长的私生活都无不过问，引起各分支处长及其他科股站人员的普遍不满。他们甚至经常捏造有关分支处长及各级员工的情报，送给张炎元，或直接寄到军统局，使许多员工蒙受‘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各种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