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喂——”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在电话线的另一边喊了半天，得到的，只是一段刺耳的风鸣声。
“怎么样，追踪到了吗？”尽管没抱太大希望，杜翰林仍按例问了这么一句。
负责的警员摘下耳麦，遗憾的摇了摇头。
才走马上任不到一天就遇到此等大案的杜翰林眉头紧锁，刚毅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把录音送去鉴定科进行声纹分析，接着召集所有人到四楼的会议室开会。”
“那个，貌似没有做声纹分析的必要。”其中一名警员战战兢兢的举起手，在收到自家领导满是疑问的视线后，弱弱的解释道：“绑匪从各种视频中剪切下需要的字句，拼凑在一起，再用变声器做简单的处理……”可能是局长深邃的目光太过骇人，这名警员的说话声越来越小，直至最后自动消音。
其实，早在对方第一次来电时，他就有把相关录音送到了鉴定科，无奈对方技高一筹，不但没给他们留下任何破绽，还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同样明白这次对手不简单的杜翰林揉了揉拧得发疼的眉心，“通知人质的家长来警局一趟，并要求他们提供绑匪发送过去的录像。至于赎金，先跟银行那边打声招呼，待与家长们初步协商之后，再做决定。”
临海警员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杜翰林回到办公室没多久，便收到了八段内容相同的录像。但问题随之接踵而来，根据目击证人林老师的描述，车上除了录像中出现的这八名学生之外，还有一大两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