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当世，福及千秋！”
用这样高度的评价来赞誉财政大臣张康仁在一战期间的功绩是绝不为过的，通过在帝国内部强硬推行《货币金属管制法案》，张康仁在一战之前为中央储备局持有55172吨的白银，市值约合2.73亿英镑，据统计占据当时中国国内白银总量的75%以上，在整个一战前期，张康仁不断抛售中央白银稳定住国际市场的银价，1917年，随着帝国大规模参战，国际银价巨幅飙升，张康仁选择果断在1918年底将白银抛售一空，用于购置英法美俄等协约国的国债和兑现黄金，籍此全面调整为金本位货币制度。
除此之外，在战争爆发前期，为了抵消战争导致银价提高的风险，中央储备局大量调用货币储备购置军工业股票和资产，而仅仅是在战争期间低买高卖这些资产，储备局从中获利就接近1.7亿英镑。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1月，帝国央行和中央储备局在持有2714吨黄金的基础上（沙俄黄金可是不能公布的哦，怎么都不会认帐的，当年日本也一直不认帐啊，所以到今天，俄罗斯对日本还是很阴狠，这就叫报应），不仅偿还了帝国拖欠外国的债务，还持有英法美俄等国国债总额11.83亿英镑，法俄债务比例占其中的一半。
如果没有一战和财政大臣张康仁，帝国以如此大的国民资产规模和如此低的黄金储备。想要从银本位转变为金本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战中的军费开支也将会异常困难。
如今的帝国不仅顺利转变为金本位的国家，货币储备率在各大国中位列第一，甚至高于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债权国，中央储备局通过高价沽售白银和军工业资产、物资，从中所赚取的利润超过4.5亿英镑。基本抵消了帝国在一战中的所有军费开支。
帝国之所以能在中苏战争中保持极高的军费开支，也完全是得益于中央财政和中央储备局的良好状况。
中苏战争结束后，帝国中央财政将从外国累计获得超过41亿英镑的基础赔款和债务返还。折算利息之后，这一数字更加惊人，在平均还款期的35年内。每年可以1.35亿英镑的赔偿收入，相当于1919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2。
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再计算帝国在战争期间没收的德俄两国在华资产，中央政府的实际收入更为惊人，其中仅铁路一项，帝国没收的资产总额就超过3.4亿英镑。
张康仁担任了十年的中央财政大臣，帝国也一跃从穷国变成了世界上前三位的富国。
宋彪之所以不打算推选张康仁当帝国的第三任总理，那是因为他心里明白张康仁的盖世功业有水分，水分还很大。
过去的十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十年，帝国能有这样的成绩。却未必要全部归功于财政大臣张康仁，也未必都要归功于总理大臣唐绍仪。
宋彪不是说要出来抢功劳，但他身为皇帝一贯不受党派、地域和其他各种关系的束缚，可以说是真正的不拘一格的选拔和任用贤才。
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彪凭藉训政之权大量任用了如袁世凯、徐世昌、陆润痒、梁敦彦、唐景崇、孙宝琦、张锡銮这样的前朝大吏和地方大员。也破格重用了杨兆麟、顾德邻、项骧、朱光焘、王兆桐、杨廉臣、吴乃琛、杨寿桐、孙昌润等一甘宣统游学进士和光绪经济特科出身的新派进士。
袁金铠、王文江、王树翰、金铭鼎、关海青这些东北系的地方官员，唐绍仪、张康仁、欧阳赓、蔡廷干、唐国安这些留美幼童，光复会、同盟会、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宋彪一概予以重用，甚至连劳乃宣、徐仁镜、郭育才、俞省三这样不受前朝重用知名士子和维新派官员，连梁士诒、曹汝霖这些北洋时代著名的权术高手。只要有合适的位置，有合适的能力和行政经验，宋彪一概都用。
宋彪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气度和心胸，正因为他是皇帝，他所受到的党派和其他关系的束缚是最低的，上到内阁大臣，下到一府的府长，他通常都会有所过问，即便不是贤才和能人志士，也要是守业有成的资历之辈。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唐绍仪内阁的全力以赴之下，帝国才能继往开来，不仅很平稳的度过了两朝交替的纷乱之际，又在外国的扶持和一战的刺激下，一跃跨入强国之列。
正是有了这十年的黄金岁月，再依靠中日辛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苏战争积攒的皇朝威信，帝国才能正式跨入新的时代，彻底摆脱前朝的阴影，成为一个新兴蓬勃而充满生机的新帝国。
英雄成就时代，时代造就英雄。
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时代，如今的帝国无论是在财政、外交、法务、地方治理，还是军事领域各方面，都正在快速步入一个不缺俊才的时期。
在他们这一带之下，东北政法大学、中央帝国大学和其他大学，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帝国时期的新青年正在不断进入政府，在直隶、东三省、江浙、湖广诸省，府长一级已经开始出现了东北政法大学的早期毕业生。
在这种平稳的过渡和世代交替中，帝国日渐摆脱了前朝旧式官僚的阴影，已经有了依法治国的根基，此时正走向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期。
比之日本，此时的宋彪至少敢说自己也未必就缺多少治国之才，治国之才或许也不多，治省、治府、治县之才还是不缺的。
比之欧美。大家各有所长，民国也好，帝国也罢，此一时期的中国人未必就真的输给外国人太多，正是持有所长，寸有所短罢了。
国家之稳定在军事和行政，军事和行政之稳定。在于体系之通畅，人才从低到高，如何吸收补充。如何退出，都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至此。国家才能真正的稳定。
帝国的军事人才来源是全国的诸所军事院校，行政人才的培养和遴选则有公考、党选、议聘三种。
“公考”以专科教育为基础，由各政府机关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基础科目考国文、外文、历史、政治加数理化综卷，再考专业课两到三门，择优录取为政府行政人员，属于公员编制，合同五年或十年一签，不受政党轮换限制。
“党选”则由各党派在各大学直接招录，作为人才储备从党政内部事务做起。由党派根据条件委任安排锻炼。
“议聘”指的是省府两级地方长官可在议员中直接聘用官员，非正式编制，类比内阁官员，任期结束则自动离任，省府长官换任之后。有权利结束议聘、党选官员的合同，重新安排新的人选。
清政府中断科举可以说是自掘坟墓，帝国自建立起就在全国建立公考机制，此后逐渐开拓出党选、议聘两种民主机制，完善帝国官员晋升和选拔体系。
以此为基础，再过二十载。帝国在行政治理之上必定就能进入更为稳定的时期。
宋彪对此是非常有信心的。
二十年后，二战开启。
他没有什么好怕的。
在唐绍仪三人离开后，宋彪一个人站在办公厅的窗户前沉默的抽雪茄烟，心里不免还是要寻思二十年后的事情，二战很重要，如果打不赢二战，帝国此时的189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都将一战流失。
二十年后，恐怕早已是核武的年代，但也只是一个猜测，最终没有能在战争期间研究出核武器也是很可能的事情，甚至是很正常的事，所以不能将希望都寄托于此。
身为皇帝，宋彪并不需要考虑太多关于内政和经济之事，他已经搭建了这个机制和舞台，自然有合适的人做这些事，他所要保障的就是军事之强大，足以能让帝国东拒日本海军，西拒苏德陆军。
假如因为帝国的贪婪和领土的强占，导致苏德同盟成为既定之事，宋彪断然不能指望法国同盟挡住苏德铁骑，能撑住一个月就算是很不错了，此后就是德国向巴尔干、中东扩展，苏联向中亚和西伯利亚反攻，双线大军压境，中国唯有死战到底了。
如果日本再从朝鲜半岛登陆北上，帝国真是三面受敌，东北工业基地都可能会撑不住。
三面受敌又如何？
宋彪根本不打算通过政治联盟的方式去分化他们有可能的合作，因为他不可能和希特勒合作，和苏联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机会，和日本更不可能。
简而言之，这不是政治外交能够解决的问题，只要中国越来越强，强大到苏联扛不住中国的时候，强大到德国必须忌惮中国对法国的盟国态度时，强大到日本没有生路之时，苏德日三个恶棍国家就必定会联合。
还是那句话，三面受敌又如何？
何尝不是一战奠定中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
危机，危机，危险之中才有真正的机遇。
宋彪并不觉得这样的局面会是如何的恐怖，只要现在开始努力，现在积极做好一切准备，中国可以迎接这样的挑战，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在真正的危机之前，中国人是不会害怕的，在真正的机遇之前，中国人也是不会放弃的。
只要所有中国人都站起来，那就没有什么敌人是无法打败的。
宋彪很有信心，他坚信，只要帝国真的能以“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为立国之根基，为中国人之精神的根本，八千里之山河，五千年之积淀，四万万之同胞，复兴春秋之自由，复兴战国之雄韬，复兴秦汉之尚武，复兴唐宋之气宇，中国何愁不强？
以光复中华为根基。再融汇西学，荟萃东西方之所长，举世之上，谁可与中国匹敌？
宋彪思索着这些，心中鼓荡着一种挑战一切的精神，仿佛将所有的灵魂都燃烧在烟叶里，将自己的生命都燃烧而尽。只为了生命里这一世的璀璨。
此时的他已然是下定决心用二十年的时间去缔造一个更伟大的中华帝国，用二十年的时间去筹备一场旷古铄金的真正的世界大战，用这一战奠定未来几百年的帝国万古豪迈之雄风。奠定汉人精神的回归。
……
宋彪是一个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才能凝聚更多智慧的人，他不喜欢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日常事务。这才能让他思索更多远高于常规的新思路。
宁静以思远，高瞻方能瞩目，眺望未来一百年，才可缔造当今之盛世。
在中央宫的日子里，他可以更安静的远离琐碎事务，即便是选定第三任总理这样的事情，他也觉得并不是特别之重要，因为欧阳赓和张康仁本质上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在宋彪看来，张康仁的真才学识未必强于欧阳锡，很多事情都是欧阳锡之决策。而非张康仁之功业，欧阳赓则也未必就比梁敦彦更有才能。
这两个人比之唐绍仪，差了一截。
只是唐绍仪适合做一个弱国的贤良宰相，不适合做一个强国的合格宰相，欧阳赓则恰恰相反。作为强国的宰相，他至少能合格，这大约也和欧阳赓常年在美国生活有关，所见所闻所知所经历的毕竟都是强国政客政事。
比之欧阳赓，张康仁更适合做一个央行的行长而已。
即便是作为商人，张康仁也未必能取得何等成就！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罢了。
站在阳台之上，宋彪凝视着北方的金钟岭，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此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小小一座金钟岭其貌不扬，如今成了皇家园林之所在，自然是一夜之间菲名天下。
金钟岭之北就是潭柘寺，四面环山，宛若九龙盘绕，宋彪去看了两次风景，此时已经有意在死后安葬于那里，不用造帝陵，修建一个皇家公墓即可。
有了这样的心意，他就将潭柘寺的寺名改为镇国寺，之所以是“镇”，而不是“宁”，正因为这个帝国需要“镇”住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