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哥，潘福生要是上钩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办？”赵亮问。
“没想好，不过肯定要给胡爷一交代~”林剑如是说道。
“给胡爷？总不至于私设公堂吧？”
“那倒不至于，不过他们师兄弟有一笔陈年烂账，总归要好好算算，是赤手空拳决斗还是用其它什么方式我们管不着。
重要的是断了阿豪的财路，潘福生那孙子死不死跟我们没关系，阿豪那孙子决不能让他活舒服咯~”
赵亮比了个大拇指，嘿嘿直笑，“我就欣赏您这种睚疵必报的精神~”
林剑一巴掌呼了过去，“别扯淡，说正事儿，这个潘福生人品虽然不行，但人在江湖混，总有一个两个朋友，到时候免不了麻烦你师傅出手。”
赵亮一摆手，“这都不是事儿~”
。。。
消息传回来还需要些时间，林剑和赵亮也没闲着，去了热河这边儿的花鸟鱼市，没什么目标，纯粹闲逛，应应景儿！
过去，‘花鸟鱼虫’号称京城人人的“四大玩儿”，其中的“虫儿”指的是蛐蛐儿、蝈蝈儿、油葫芦、金钟儿，京城人管这叫“四大鸣虫儿”。
尤其到了眼下这个季节，正是老京城人兴奋的时候，冬季就得玩虫儿，每当一场雪来的时候，眼望着漫天的雪花纷飞，仰起脸，伸出手去接住那飘飘洒洒、触手即化的雪花儿时，怀里的虫儿也鸣叫着，这只有在三伏季里最常听到的叫声也回到了严冬里！
那种心理的舒畅和成就感，就甭提了，那叫一得意！
不妨细想，在数九寒冬里，万虫皆僵。大冷的天儿，一个京城爷们儿腋下夹个葫芦，葫芦里的蝈蝈声在隆冬听起来格外悦耳。这就是冬蝈蝈的魅力所在。
在京城里，玩虫儿这也算是一种文化，起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大概算算都有1000多年历史。
最早玩儿的也是蝈蝈儿，蝈蝈在明代还叫蛞蛞儿，清代以后蝈蝈儿才叫现在这个名儿，不用想，一般这种稀奇古怪的名字，十有八九是乾隆干的好事儿，就是一起名儿废柴！
不过要林剑说，在这些玩的虫里面，最吸引人的还是蟋蟀，民间叫蛐蛐儿。
蛐蛐属于蟋蟀科，但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尽管蛐蛐通称蟋蟀，一名促织，但是科学分类上他们是不同的，简单来说就是——蛐蛐儿一定是蟋蟀，但是蟋蟀不一定是蛐蛐儿，这个逻辑好理解吧？
总之甭管是什么，蛐蛐儿在华夏也有上千年的饲养历史，诗经里就曾提道，“立秋促织鸣”。
“促织”这别名的由来与这样一个民间谚语有关：“促织鸣，懒妇惊。”
因为立秋一到，天气就变冷了，好像在催促那些懒情的妇女快快纺纱织布，制作寒衣准备过冬，故此，农村也把蟋蟀叫做促织。
据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宫庭中的女人们开始将蟋蟀捉于小笼中，听其鸣叫以消磨孤独的岁月。
这事儿其实也不难理解，深宫里的岁月确实是很难熬的，尤其是那些在冷宫的娘娘妃子们，杜牧就有诗云‘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前文也说过，古代也讲究个时尚潮流，而时尚的源头就是宫里的达官贵人，上行下效，很快民间的人们也竞相饲养蟋蟀。
到了宋朝，开始发展到饲养蟋蟀捉对撕杀，宋高宗赵构就特别喜欢看蟋蟀相斗，为此还下诏选送上等蟋蟀进贡，以供他玩赏之间。
南宋臭名昭著的宰相贾似道，就因这一嗜好被称作蟋蟀宰相，可见当时，无论是官廷还是民间，这种游戏都极为流行。
不过在宋朝这种事儿太正常了，还有因为喜欢踢球当宰相的呢。
这一民间娱乐活动直到现在都依然存在，生活在南方，特别是生活在长三角—带的人们，很多人都玩儿蛐蛐儿。
以前，京城盛产蛐蛐儿，出了四九城就有，虽然胡同里也经常有人卖蛐蛐儿，但京城人大多数不买，而是自己去逮，这才有乐趣。
就跟你谈对象一样，是相亲来的好还是自己追来的好？
而且逮蛐蛐儿的乐趣妙不可言，带上钎子罩子等工具，一走就是一天，在草丛中、砖瓦堆、庄稼地里，循着蛐蛐儿的叫声，轻手轻脚地走去，看准洞口，然后再逮，或探或挖或灌水。
大老远望过去，看着那认真的样子，知道的是在逮蛐蛐儿，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找啥宝贝。
几百年前，明朝的京城人逮蛐蛐儿用的工具有“提竹筒、铜丝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