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4年,宋蒙共同灭金的蔡州之战后，蒙古军北返，而孟珙也率军南归，献金哀宗的遗骨和众多战利品于朝廷。帝国上下为一洗靖康之耻而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欢庆活动。
虽然在宋蒙联手灭金时，蒙古方面有“（窝阔台）帝许以成功之后，归宋河南地。”但实际上这是个口头协定，对双方的分界线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在蒙古军北撤后河南成了无人占领区。
此时帝国的理宗皇帝已经并不满足所谓的河南之地，他更想要的是帝国的故都“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和南京应天府（商丘）。这从金亡之后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他接连三次派大员到河南境内的北宋八陵“省谒”，就可看出其迫不及待的心情。
在这同时，帝国的两淮制置使赵范和淮东制置使赵葵两兄弟提出了“踞关守河”的建议，“时赵范、赵葵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议，朝臣多以为未可，独郑清之力主其说。”即趁此机会收复包括三京在内的中原故土，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支持他们这一建议的郑清之，是他们的老师，刚刚代替史弥远出任相位。
但反对这个主张的人也不少，他们是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弥远的侄子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等。
淮西运判杜杲也上书言曰：“臣备员边郡，切见沿淮旱蝗连岁，加以调发无度，辇运不时，生聚萧条，难任征发。中原板荡，多年不耕，无粮可因。千里馈运，士不宿饱。若虚内以事外，移南以实北，腹心之地，岂不可虑？”
淮西总领吴潜，亦论“用兵复河南，不可轻易。以金人既灭，与蒙古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自荆襄首纳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开，调度浸广，百姓狼狈，死者枕籍，得城不过荆榛之区，获俘不过暖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已甚。近闻有进恢复之画者，可谓俊杰。然取之若易，守之实难，征行之具，何所取资？”他还觉得不够，更有“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
总之，反对者认为：河南之地在金蒙的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宋军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己方千里迢迢提供的补给难以满足大军的需要；其次，帝国的军队并无能力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进行防御；另外就是，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
前两个理由肯定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难，如何防守才是关键所在。但第三点就想当然了，因为蒙古军要想南下还能找不到借口？文字的东西都到时可以撕毁，口头上的就更没有用。
尽管反对者众多，但理宗皇帝这时早有已存有夺回祖宗基业的大志，因此在他的主导下，收复三京的计划最终执行。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是赞成收复河南三京的大臣、还是反对者，都并不完全是从帝国整体战略目的来考虑问题的，整个行动的实施过程中搀杂了太多的团体、个人的利益。这为帝国的军队最终在收复三京行动中遭受惨重的损失埋下了伏笔。
端平元年六月中旬，时任帝国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出发，他们沿途收复的都是被蒙古人洗劫一空的空城，所见到的是“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而他们七月上旬进入汴梁时，这个曾经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的东京汴梁，已经变成了只有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之所。
但就在这个时候，襄阳方面的史嵩之却迟迟不供应粮饷，导致全子才无法向洛阳进军。半个月后，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抵达汴梁与全子才会合。史载：葵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子才以粮饷未集对。
赵葵急于收复洛阳，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开赴洛阳，两军各能带的只有五天的口粮。而到了洛阳后，他们才发现在蒙古人的洗劫下，洛阳竟然也是一座空城，“徐敏子启行，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趣洛阳。迪至城下，城中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馀家登城投降，迪与敏子遂帅众入城。”
此时宋军已断粮：时汴堤决，水潦泛溢，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敏子入洛之明日，军食已竭，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
紧接着，杨谊部又在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杨谊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蒙古塔齐尔前锋将刘享安，横槊跃马，奋突而前，南师奔溃，拥入洛水死者无数，谊仅以身免。是晚，有溃卒奔告于洛者，在洛之师皆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