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忽必烈的一生中，他最艰难的时刻，大概有两个。一个是“钩考局”事件，另一个，就是他刚坐上大汗位子之时，这都是能要了他命的关键所在。
老忽刚即位的中统年间，他的对手，南有宋帝国，北有草原上众多的不服反叛者，而且内部，他也根本没有整合好，至少还存在许多心态不一的汉军诸侯。可以说，当时他稍有不慎，立时就会有灭顶之灾。
而现在，虽然南方又出现了对手，草原上也有大敌，但至少内部，大元已不是千疮百孔的当初。所以，老忽的某种淡定，是因为他承受的压力并没有大于过去。
伯颜从军事上能看出北元所面临的危机，但他毕竟是在至元初年才来，没有经历过哪段实际上更险恶的时期，所以在心态上，他就和他的大汗有区别。
坐在马上的忽必烈，眼睛看向了北方。
他当然知道江南局势已到了关键之处，问题是他内心里所考虑的，其实更多。
北元现在的大敌有三：海都、乃颜和琼州的赵?小儿。
元军正和琼州交战，而他们能不能增兵江南？完全可以。并且以北元现有的力量，若集中全力，击败宋军、乃至迫使对手再度离开大陆，也完全可能。但这能不能在短期内做到，很有疑问。
相反，仍然存在的海都、乃颜的威胁，却使北元朝廷不可能全力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因为这两人，更直接地威胁到了北元的根基。
只要不是个疯子，任何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大元朝不可能在三个方向上都同时全面开战，最好是一个一个地来对付。那么，该先对付谁？
琼州宋军远在江南，对北元的核心、大都，其实构不成威胁。而海都在西域之地，虽然他已在向东扩展，也并不迫在眉睫。真正近在眼前的，实际上是乃颜。
伯颜并不知道，由于北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忽必烈早就又反复琢磨了董文炳留给他的“蒙古军南下，汉军北上”之策。因为他已认为，在过去的平叛过程中，他的手太软了，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的后患。
此时的忽必烈，心中既有无奈，又有股火。
他并不怕乃颜，也不怕海都，但令他最头痛的是草原上的那些王公贵族。他给了这些人那么优厚的“岁赐”，可现实中，这些所谓的“诸王”，却依然跟着别人来和他作对。
当年，哪个差点坏了他南征计划的、蒙哥可汗的第四个儿子昔里吉造反的时候，凡是在西边的这些鸟人，差不多全反了。
昔里吉、乃颜、海都，包括赵?和他作对，他都能够理解，因为他们盯的，实际上是他皇宫里的哪个位子。但草原上的那帮家伙也跟着瞎闹，真的让他极为恼怒、甚至无奈。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自己已背叛了草原上的传统、太“汉化”？
昔里吉实际上是在至元十九年最终被人抓住，并押送到大都。看着他，老忽心里说不出的厌烦。
没你当年的捣乱，平宋何至于功败垂成，又怎会现在让赵?这个“竖子”坐大？你真的以为朕对付不了你？要是朕真的想彻底收拾你，又何必拖那么久？
老忽真的有火，当时他不是没有杀人的念头。但是，不行啊，这个天下光靠打打杀杀是治不好的，这个道理对他来说，早已是常识了。他最终还是选择将昔里吉流放在北边的一个海岛上。
而现在，他又要面对这样的局面，难道再放过这些人？
忽必烈真的觉得有点累了，这样的游戏他不想一次又一次地玩下去了。
既然老忽要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叛军，董文炳留给他的这把其实充满着血腥味的无形之刀，他就真的准备拔出来了。而按这个遗策，北汉军就该北上，而不是南下。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将汉军全投入到南方去。
但即使是这样，老忽也不愿意先对这些人动手。因为他知道，如果是他先动了刀，他在草原上的人心就将尽失，这才是他最承受不起的，他只能等对方先动手。
等待是难熬的，可忽必烈已经预感到风暴即将到来。
他和伯颜讲道：“伯颜，据探马所报，海都已越过了天山。”
伯颜的目光顿时收缩。
“朕担心的是，乃颜也会跟着闹事啊。”
看了看自己的心腹爱将，帝国大汗低沉的声音近乎于自语：“如果没有他们，江南的赵?小儿又算得了什么？”
伯颜的眼睛也盯向了北方。
但是，随后他内心里还是情不自禁地出现了一阵心悸。因为帝国大汗的声音就像一个巫师所发出的咒语，飘荡在了草原上：“伯颜，朕已经看到了草原上又流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