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因为有这两个例子在前，东早已将行朝登陆沿海以后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他的目标是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包含了云、贵、川等地的西南地区，同时夺回以荆襄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和两淮地区。
西南地区之所以必须拿下，就像前面所讲过的那样，首先是为了消除东南地区、乃至于以后荆襄地区侧背的威胁。
被别人占着上游，对己是绝对不利的。
刘裕在北定关中前，他就先拿下四川，以消除来自上游的威胁。
而当东面对着一体的大元朝时，他就更不能无视长江上游地区。
朱元璋虽先实施北伐、后拿下四川，可他所面对的大元朝已频临分崩离析，而且当时立足于四川的，是同为反元义军明玉珍所建立的夏政权，双方早已在对付元朝上，达成过一致。所以朱元璋可以暂时无视长江上游地区，直到夺取了大都，且明玉珍去世，夏政权的内部也陷入内争时，才实施吞并。
荆襄地区为中路，它其实是这时代南北双方在战略能否取得主动的枢纽。拿下这个地方所造成的影响，只要看看当年三国的关羽，他水淹七军、包围樊城之后，威震华夏，连曹操都准备迁都以避其锋芒就可以知道。
至于控制两淮，自然是要确保整个东南地区的安全。
但是，在完成作为准备的第一阶段之后，开始实施第二阶段的北伐时，东所拟定的主攻方向既不是宋军出汉中，也不是禁军自荆襄入河南。相反，上述两个方向全作为牵制，主力将从两淮进军。这就是刘裕和朱元璋真正的路数了。
后人其实应该注意到，历史的另一个事实是：
虽然有孔明的隆中策在前，可无论是刘裕、还是朱元璋，他们的北伐均不是挥军出川，而是兵发荆襄，主力更出两淮。
导致这种现象关键性的原因实际上就一个，军中的“补给”。
因为孔明的“隆中对”固然很好，却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由“蜀道难”所导致的军中补给困难。讲白点，就是单凭川中的支持，出川之军难以维持长期作战。除非就地得到补给，亦或像孔明后期哪样，化兵为民，融入当地，以求将来逐步推进。可惜的是，老天不给他时间了。
当然，如果天下再度大乱又是另一个说法了。
事实上，当蜀汉丢失了南荆州之后，单凭从汉中出兵，“隆中策”已基本失去了成功的可能。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最后，谈到孔明多次北伐均无功时，评价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其实未必公允。
相信后世任何一个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补给的困难，已经大大限制了南阳诸葛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孔明帅哥的脑子，恐怕他比任何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故此他才在用兵上显得似乎过于慎重。
话说回来，司马懿只所以能成为他的劲敌，也还是看清了这点，所以他往往来个不动如山，让孔明无计可施。
战争有时候打的就是后勤补给，因后勤补给供不上而败事的战例，不讲后世，就是过去也比比皆是。“端平入洛”即为最近、也最现实的例子之一。
以自身的条件，咱们的“南阳诸哥”在多次北伐中，不仅让司马懿不敢战，且还能让蜀军做到基本上全身而退，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
孔明所留下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就是后来刘裕改变北伐策略的重要原因。而刘裕的做法，又成为了朱元璋借鉴的对象。
刘裕夺取关中，除出兵荆襄，自己更亲率大军从彭城（后世徐州）出发。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沿途的河流，以及再通过新开的河渠，使水师也可以向北，这样就极大地解决了军中补给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北征关中的成功。
朱元璋的策略则是：先取山东，再夺关中，使以大都为核心的大元朝孤立，然后再席卷包含大都在内的燕云十六州。
如果我们仔细琢磨明军的进军路线，前期其实是和刘裕差不多的，而且他们更利用了运河之利，以保证明军的补给问题。
啰嗦了那么多，相信您一定已经明白，为什么东对扬州那么重视，因为未来宋军对北方最致命、最具有威胁性的攻击，将主要围绕着运河展开。
大运河南起于扬州，它在江南的延伸，是到了杭州，而北段即使已没有元代新开的河渠，其永济渠也已到达了天津。沿运河攻击，不仅可以确保补给线的畅通，宋军更可以直接打到大都附近。
别人有马，可咱也有先人给咱们留下来的运河啊。
隋炀帝杨广以亡国、丢掉脑袋的代价为后人留下的财富，又岂能不认真利用？更何况这是在咱们堂堂的“天水一朝”啊。